倾青五月的小说 倾辛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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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后全国各地的知识青年是通过哪些途径来到延安的?

战时奔赴延安的知识青年来源甚广，罗瑞卿称抗大的学员，“他们中间的籍贯包括了中国二十七个省份，除青海与西藏外，任何一个省，都有学生在这儿学习”[18]。除此之外，到达边区的还有众多海外归来的华侨。为使知识青年能够顺利到达延安，以八路军驻各地办事处为主的中共机构进行了严密的谋划和安排。

首先，开展身份甄别工作。武汉会战开始后，中共对青年学生的输送工作加大力度，要求“在南北交通线未中断以前，速在长沙动员招收一批男女青年赴延安，到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学习，为抗战培养干部”。长沙“八办”以“三步走”的方式开展工作。第一步，通过讲演、宣传、办训练班以及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等各项实际工作宣传党的政策，使学生认清当前的时局，激发青年学生的抗战热情。第二步，对学生的状况进行彻底摸排，向学生讲明延安的实际情况，以自愿为原则。第三步，针对有意向的学生进行调查和登记。经调查后，发现青年学生分为四个层次，“一是态度坚决，方向明确；二是受别人启发，想瞒着家庭，和朋友一道走；三是好奇，对共产党八路军抱有一种神秘感，想去看看；四是寻找一条出路。以前两个层次的人居多。”长沙“八办”对愿意留下的学生进行登记，盖上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公章，就算正式录取了。[19]537

南方局的输送工作亦复如此。据时任陕甘宁边区各界妇女救国联合会驻渝代表廖似光回忆，1940年之后有大批的爱国华侨要求去延安参加抗日活动。为做好统战工作，办事处事先把这些青年组织起来，将延安的现实情况向有意向去延安的人员进行说明，“告诉他们：延安要自己开荒耕地，吃小米，还要打仗，能吃得苦，身体受得了才去，不行就留下来。”名单由廖似光负责拟定，送交周恩来审批，钱之光负责负责路途上的经费和交代注意事项；童小朋负责发报，将赴延的车辆、人数、司机和带队人的姓名事先通知两安“八办”和延安党中央。[20]228而对于香港的知识青年和归侨相对比较宽松，“只要真诚表示拥护我党和我军，坚决参加抗日斗争，不怕艰苦，身体健康，自备旅费，同时填写一张简单的登记表，就可以去。” [21]655

武汉“八办”对学生的政治审查工作由张明秀和董必武负责。首先，在报名条件中就明显包含着初步政治审查的意图，报名者应当是1835岁，身体健康，高中文化（工农例外）；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决心抗日救国；延安的生活环境和物质条件都很差，要有艰苦奋斗的思想；学习结束后要服从学校统一分配；从武汉至延安的一切费用自理。其次，依据报名者填的表格，在实施个别谈话中进行二次政治审查，以确定是否录取。最后，由董必武把关，对没有问题或问题不大的人即认为合格，就由武汉“八办”写介绍信给西安“八办”，再由他们介绍到延安的学校或安吴堡青年训练班。[22]159

政审、筛选环节最值得一提的是安吴堡青训班的培训与审查。安吴堡青训班是指中共领导下的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在陕西省泾阳县安吴堡设立的“战时青年短期训练班”和“战时青年训练班”。1938年，西安“八办”的工作报告明确规定“来历清楚，有救亡团体或负责人介绍者”方可投考延安的各类学校；但要先鉴定核实，然后呈交招生委员会。依据对知识青年的排查和分析，学生来源主要有几个方面，“一是由各地的八路军办事处和地下党如武汉‘八办、洛阳‘八办、陕豫川等地下党组织介绍来的；二是由社会知名人士及救亡团体如李公朴、邹韬奋、民先队等介绍来的：三是一些友军地方部队，要求为其培训人才而介绍来的；还有一类就是直接持学校介绍信或毕业证自发来的。”鉴于最后一类的学生复杂的社会关系和不明来意，西安“八办”就将他们安排在安吴堡青训班，以培训的名义进行甄别、审查。[23]安吴堡是自发北上的青年学生到达延安前要经过的一个重要关口，在此他们开始延安战斗生活的预演。

其次，为知识青年开具介绍信，并提供必要的生活帮助。1938年7月，康濯一行五人从长沙到达汉口，武汉“八办”开具了五个人去延安投考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的介绍信。同时，武汉“八办”建议他们“想办法搞一个去西北一带找国民党有关方面或找哪个大学等单位的公开介绍信，因为没有公开介绍信，路上不安全”。此后由“曹伯韩搞到了国民党驻湖南部队某师盖了关防大印的一封介绍信” 。[24]广州“八办”对于知识青年是开具介绍信到武汉或西安“八办”，转送延安。香港知识青年和归侨是先经过香港“八办”介绍到达广州，然后由广州“八办”介绍到武汉或西安“八办”，转送延安。1938年初，广东潮阳县达濠区青抗会成员汪涛、石虹就是从香港到广州，拿着广州“八办”主任云广英开具的一封交武汉“八办”、一封交西安“八办”的介绍信，而去的延安。[25]

知识青年的生活来源主要依靠家庭和学校供给。但在战时，他们很难有切实的生活保障；特别是旅途的费用，严重困扰他们的行程。如1938年10月，文学青年康濯等人“从汉口到西安，连这以前的花销，船票、车票、住旅馆、吃饭，钱已不多了。在去西安的火车上，饭都不敢随便吃”。[24]221国民党军队连长邓乃觉执意要求去延安，终经长江局高层研究同意；但经济上也不宽裕，“走时就变卖了他的书籍、望远镜等以充路费。”[22]160来自上海战地服务团的刘克英、金沙一行人员于1938年3月8日从上海乘英国货轮经香港到达广州，在广州“八办”的帮助下辗转到西安。西安“八办”考虑到她们姊妹年龄较小且体质较差，安排他们乘坐汽车去延安，但是“这时我们身上的钱都不多了，不够乘汽车去延安的路费。于是我们四人就徒步去了延安。在途中，我们一路走、一路变卖身上带的东西”[26]。虽然中共发布的招生简章上明确规定，知识青年去延安是路费自筹，但是，针对一些经济上困难的学生，“八办”还是给予一定的资助。曾任武汉“八办”主任的钱之光回忆，1938年秋，武汉“八办”对前往延安的知识青年，“每人发给军服，并发零用钱，由办事处把他们送到江岸车站。”[27]年经过武汉“八办”中转的人员，“他们中有一部分住在武汉‘八办招待所，大部分则由武汉‘八办出面联系旅社安排食宿。”[11]82由八路军驻湘办事处介绍的湖南省宁乡县立第一女子学堂的王警吾、刘履中、紫非等人于1938年6月从长沙出发到达武汉，在武汉办事处住了几天之后才坐车北上的。[17]546endprint

第三，保证知识青年去延安的交通安全。所谓的交通安全主要是指防止国民党设卡拦截和道路安全问题。中共在国统区所开展的招生工作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1937年10月，在西安行营汇报会上，行营第二厅厅长谷正鼎说：“谷正纲由重庆来信告诉我，有好些朋友的子女都溜到延安去了，你们在西安干甚么的，为甚么不采取有效办法来制止？我们自己的儿女都不保了，都要跟着共产党跑了，我们就坐视不问吗？”随后，行营高层商定对策，一致认为必须采取有效办法，制止学生到延安去，并将意见汇报给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蒋鼎文“立即召集西安党政军各方面负责人开会研讨”[28]216，决定用“党政军各方面力量统一起来对付共产党”，并于11月成立西安特种会报组织。该组织“从1938年起作出决定，各地到延安去的青年学生，一律堵截扣留送交胡宗南负责的西安战干第四团管训。1939年冬，西安劳动营（即集中营）成立，其后由胡宗南接管，派谷正鼎负实际责任”。到1942年，谷正鼎称，“劳动营管训劳役的共产党、左倾青年先后有1000人，绝大部分是到延安去的学生，被西北各地驻军和宪兵在中途扣留送去的。”[28]218 “据1944年谷正鼎在汇报书上说，从1939年到1943年期间，仅在交口、碑亭、黄陵、耀县、三原、永乐店、咸阳等盘查站被截扣赴延安的男女青年就有2100多人（还不包括胡宗南的特务所扣留的）。”[29]176皖南事变之后，国民党由拦截学生直接变为对边区进行封锁，禁止任何学生模样的人员前往延安。道路交通安全问题，主要是指从西安到延安这一段路程。该段有“八百里秦川” 之称，途经咸阳—草滩—三原—耀县—铜官—宜君—中部—洛川—富县，全程不通火车，只有一条公路。交通工具只有汽车和畜力，余则步行，并且道路崎岖，危险如影随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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