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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楼拜（1821一1880）出生于一个医生世家。他的童年在浪漫主义风靡法国时度过。雨果曾是他心目中的偶像。然而给他的创作定音的，却是十九世纪中叶在法国开始流行的实证科学。他把小说看作“生活的科学形式”①，要求作家象自然科学家对待大自然那样，以冷静客观的态度描绘一切、解剖一切。在福楼拜看来，“美就意味着真实，虽说真实的东西不一定都美，可是最美的东西，永远是真实的”，“丧失了真实性，也就丧失了艺术性。”②因此，他赋予观察、分析、理解以十分重要的意义。认为“透彻地理解现实，通过典型化的手段忠实地反映现实”，③是小说家应当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这一观点决定了他在创作上与他所尊崇的雨果分道扬镳，而成为巴尔扎克和斯丹达尔的后继者。过福楼拜在艺术上并未完全步他人的后尘，他另辟蹊径，立志创新，终于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丰富和发展了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
福楼拜的最大建树，是从作品中删去了自我，创造了所谓“纯客观”的艺术。 和巴尔扎克、斯丹达尔一样，福楼拜也将文学作品喻为“反映现实生活的一面镜子”，①也力图同步地反映自己的时代。但前期两位作家是在浪漫主义文学运动中脱颖而出的，他们的“镜子”难免会染上浪漫主义的色彩。巴尔扎克和斯丹达尔充满激情，而且惟恐在作品中得不到充分表现。他们介入主人公的生活，与自己塑造的人物同呼吸、共命运，时时刻刻在剖析他（她）们的心理，评判他（她）们的言行，巴尔扎克甚至以作者身分直接和读者谈心。福楼拜却要求“镜子”排除一切主观抒情成分，对事物作出完全客观的、科学的反映。他认为“作者的想象，即使让读者模模糊糊地猜测到，都是不允许的。”文学作品的“一行一页，一字一句都不应当有一丁点作者的观点和意图的痕迹。”②尽管福楼拜天性热情，十分看重人格、正义、友谊，常因见到卑鄙、欺诈的行为而义愤填膺，可是他严禁自己在作品中流露情感，更不要说在作品中插入议论。“他深深地藏匿自己，象木偶戏演员那样小心翼翼地遮掩着自己手中的提线，尽可能不让观众觉察出他的声音。”①从来文学作品中，还不曾见过作者的意图隐藏得如福楼拜这样深的。不能说福楼拜这种艺术方法比他的前辈低劣或高明，但毕竟是对现实主义艺术的一种突破。所以《包法利夫人》一出版，立刻在文坛引起强烈的反响。圣勃夫从中看出了“新的文学的标志”，②左拉宣称“新的艺术法典写出来了”③，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认为这部“完美无缺的小说”出书以后，“在文坛上产生了类似革命的效果”④。不管这些说法有无夸张的成分，总之证明了福楼拜这一新尝试的成功。普列汉诺夫曾肯定“客观性是福楼拜的创作方法的最有力的一面”，因为这种客观的态度，使他的作品中所描写的人物“具有了‘文献’的价值”⑤。
福楼拜所创立的这种“客观性艺术”，后来被左拉、龚古尔兄弟等自然主义作家向“纯科学”的方向发展了，因而法国文学史上一般把福楼拜看作浪漫主义与自然主义之间承上启下的人物。法国当代某些评论家甚至因他那种冷漠、客观的艺术风格而称他为现代小说艺术的前驱。
虽然福楼拜和许多伟大作家一样，不承认自己属于任何流派，而且对人们封给他的“现实主义”①或“自然主义”称号感到恼火，但根据我们对现实主义的理解，根据福楼拜作品的时代感、真实感及其对社会现实隐而不露的批判精神，我们仍有足够的理由把他列为继巴尔扎克、斯丹达尔之后出现的十九世纪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第三位杰出代表。
正如斯丹达尔将他的《红与黑》题为“一八三○年纪事”，巴尔扎克将《人间喜剧》的大部分作品题为“风俗研究”，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也有一个醒目的副标题：“外省风俗”。
《包法利夫人》从一八五一年开始写作，一八五七年问世，故事背景放在七月王朝，但更主要是展示了第二帝国时期的画面。如果说斯丹达尔的《红与黑》真实地描绘了法国七月革命前夕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政治气氛，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深刻地反映了法国从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这一重大的历史转折在社会生活中引起的巨大变化，那么福楼拜所刻画的，便是一八四八年资产阶级取得全面胜利后的法国社会风貌。也许不能说福楼拜从宏观上把握住了整个时代，但他无疑抓住了当代社会的主要特征：法国资产阶级引以自豪的英雄年代过去了，一八四八年的革命风暴也已平息，随之而来的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平庸的时代。目光深邃的思想家、叱咤风云的领袖人物、在生活中奋力拼搏的斗士，仿佛都一齐销声匿迹，而今活动在生活舞台上的，只剩下一群群资产阶级的庸夫俗子，浪漫主义激情已成过去，现存的只是鄙陋、可厌的实际生活。“路易－菲力浦一去，有些东西跟着一去不复返，如今该唱唱别的歌了。”①一个平庸的作家很可能认为，从资产者的日常生活中撷取题材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他们的作品不能不求助于杜撰的故事和离奇的情节，福楼拜却认为文学的力量不在故事本身，而在于作者怎样叙述、描写和处理。他以资产阶级的庸夫俗子作为艺术描写的对象，以对资产者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的否定作为他创作的基本主题。《包法利夫人》所揭示的矛盾，正是浪漫主义的追求和庸俗鄙陋的现实生活的矛盾。
福楼拜自己思想上，同样存在理想与现实的深刻矛盾。他毕生都在批判浪漫主义的影响，恰恰反映了他对现实的厌恶和绝望，他不屑于与庸俗的资产者为伍，一直与社会格格不入。他认为一切向上的挣扎均属徒劳，所以对一切欲望或追求均持否定态度。他曾告诉他的女友：“我所欣赏的观念，就是绝对的虚无。”④这一观念，定下了他全部作品的基调。的确，他除了对美的追求外，几乎放弃了人世的一切追求（包括对爱情的追求）。福楼拜将自己对生活的感受、分析，都熔铸在包法利夫人的形象之中，他要让读者从包法利夫人身上，看到他所领悟到的生活的真象。无怪乎他会意味深长地对朋友说：“包法利夫人，就是我！”①
《包法利夫人》引起的风波足以证明：功力深厚的艺术家，完全可以通过自己所选择的富有特征意义的细节及事件的组合，来达到批判揭露的目的，而不一定要直抒情怀。福楼拜认为，“批评、指责和教训，都不属于文学范畴作家所能做的，只是“忠实地去观察生活的实质，并尽最大努力去描绘它。”②“如果从作品里流露出什么有教育意义的结论，则应是不经过作者的意图，而是由那些最恰当的事实描写自然表现出来的。”③从表面上看，小说的作者对他所描绘的一切都不置一词，而事实上每一个细节都渗透着他对客观事物的分析和判断，只是他不愿明言而已。他让事实本身说话，让读者自己从中得出结论。以本书第二部第八章为例，这段关于“农业评比会”的描写，作者始终未发一句议论，却绘成了一幅绝妙的讽刺画：人们熙来攘往，张灯结彩，又敲鼓，又鸣枪，一派庄严隆重的节日景象；店家忙着招揽生意；教堂的杂役趁机捞外快；药剂师先生窜上跳下，到处指手划脚；鲁道尔夫全副精神用来诱惑医生太太；州行政委员象煞有介事地在演讲，冠冕堂皇的高调，恰和鲁道尔夫矫揉造作的绵绵情话组成喜剧性的二重唱；人群里发出种种声响，牛鸣、羊咩乱成一片，难得有几句演说辞传进听众的耳朵。虽说那位官员在演说中把农民捧上了天，评比会上受表彰的劳动者却并不见得有多幸福，也并不见得比得奖的牲畜更受感动。一位老农妇，在田庄服务五十四年，得到一枚银质奖章以及二十五法郎。她又老又瘦，脸上的皱纹比风干苹果还多。一身破烂衣服，袖筒里伸出两只长手。谷仓的尘土、洗衣服的碱水和羊毛上的油脂，使她的手粗糙、发硬，结上了一层厚皮尽管刚刚用清水洗过，仍然显很脏。这双疙里疙瘩、合也合不拢的手，就是她半个世纪辛劳的见证，那枚奖章和二十五法郎，便是对她的全部酬劳。她还是第一次看见自己在这样大的一群人当中，眼前又是旗，又是鼓，又是穿黑燕尾服的老爷和参事先生的十字勋章，她心里害怕，一动不动地站着，不知道该往前走，还是该逃掉，……最后，她木然地接过奖章，仔细打量，忽然泛起幸福的微笑，咕哝着要把这送给教堂堂长。……会议结束群众散去；每人都重新回到自己原来的地位，继续按旧习惯行事：主子继续虐待雇工，雇工继续用鞭子抽打牲口，……只剩下大人先生们坐下来大吃大喝。两天以后，鄂梅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洋洋洒洒的大文章，报道展览会的盛况，捎带提到自己的大名。……这段描写，多么朴素，多么真实，却又包含着多少无言的辛酸，多少无言的讽刺与批判！看上去似乎是不动声色的平铺直叙，却又那么绘声绘色，充满动感。众多的人物，喧嚣混乱的场面，象交响乐般有层次有对比地交织在一起，使人不能不叹服作家的艺术功力。
应当承认，福楼拜的观察力和巴尔扎克、斯丹达尔同样敏锐，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剖析和他们同样精细，他和他们一样不满足于描摹事物“粗糙的表象”，而是力图深入到对象的“精神和心灵深处”，理解其“深藏的欲望”，探究其“行为的复杂动机”，揭示其“未暴露出的本质”③。但在福楼拜看来，上述这一切固然对文学创作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比起“文体”与“结构”却只占次要的地位。“离开文体无作品”④，这句话充分体现了福楼拜对美的追求。有人因此认为福楼拜有片面追求形式美的倾向。其实他所说的文体美并不是与内容割裂的形式美。福楼拜不能想象作品的内容可以脱离形式，或形式可以不顾内容单独存在。他认为艺术家的天职就是为他所要表达的内容寻求最好的艺术外壳。他曾这样教导莫泊桑：“某一现象，只能用一种方式来表达，只能用一个名词来概括，只能用一个形容词表明其特性，只能用一个动词使它生动起来，作家的责任就是以超人的努力寻求这惟一的名词、形容词和动词。”①
福楼拜厌恶夸张和形容词的堆砌，尤其不能容忍装腔作势、矫揉造作。他所追求的美以准确、简练、朴实无华为最大特色。他的作品表面看去简单、平实，细细领会才知韵味无穷。莫泊桑把他的艺术评为“绚烂之极归于平淡”②，可说是评得恰到好处。
福楼拜不仅要求文章结构严密，用词准确，还要求散文能朗朗上口，和诗一样具有节奏和韵律的美：“如果文句读起来能适合呼吸的要求，才能说文句是活的，如果文句可以高声朗诵，这文句才是好的。”
福楼拜是法国文学史上最著名的文体家，他的文笔清澈流畅，简洁而不干瘪，质朴而又鲜明、生动，被公认为法语的典范。福楼拜并不是那种才思敏捷的天才，他的艺术造诣全仗勤奋不缀的艰苦努力。他曾一再告诫莫泊桑：“才能就是坚持不懈。”他信奉布瓦洛的名言：“流畅的诗，艰苦地写。”有时他终日伏案，所得不过数百字，有时为了寻求一个理想的字词，竟至汗流浃背。所以福楼拜曾不无感慨地说：“写作是一种苦恼的事业，其中充满了焦虑和令人疲惫的努力。”②
福楼拜毕生从事写作，而成品数量并不多，只有两部以当代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包法利夫人》和《情感教育》，两部以历史传说为题材的小说――《萨朗波》和《圣安东的诱惑》，三个短篇合成的《三故事》，还有一部未完成的小说《布法尔和佩居榭》。总的说来，福楼拜的小说所反映的生活面，比巴尔扎克和斯丹达尔要狭窄得多，这首先是因为他的经历远不如那两位作家丰富和坎坷。福楼拜是个有产者，一生中绝大部分时间在父亲留给他的庄园里过着安适的生活。他不必为衣食奔忙，也就感受不到为衣食奔忙者那些含辛茹苦的斗争。他在物质上无求于人，不必强迫自己与世人周旋，于是他遁世隐居，只与少数知己来往。这样一来，他的视野就受到很大局限。他不可能具备巴尔扎克那样深邃的历史眼光，把握整个时代的动向；也不可能有斯丹达尔那样的政治敏感，预测到一八三○年革命的到来。福楼拜自己也承认，他“对生活缺乏一个明确的、总体的概念”①。他把资产者平庸的日常生活当成全部生活，而看不清正在萌发的新的社会矛盾和时代的发展趋向。他对一八四八年的工人起义及后来的巴黎公社革命都缺乏正确的理解，这不能不妨碍他在作品中正确地反映历史和时代精神。他的《情感教育》固然比《包法利夫人》的画面广阔，甚至接触到一八四八年革命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但也只是一个旁观者在局外获得的印象，虽则真实，却没有立体感。这部小说真正的成就毋宁说是塑造了莫罗这样一个毫无血性的“中间性格”典型。不过，福楼拜的遁世隐居虽说限制了他作品的气魄与深度，却保证了他有足够的精力追求艺术上的完美。福楼拜衣食不愁，不必指望写作提供生活来源，也不会受到出版商的挟制或催逼，他可以从从容容地精雕细刻，直到自己满意为止。所以，和巴尔扎克、斯丹达尔相比，福楼拜更是个艺术家，而不是历史家或思想家。从宏观的角度，他的小说在反映现实的深度和广度上，显然没能达到巴尔扎克和斯丹达尔的水平；但从微观的角度，却自有超过前人的地方。我国法国文学界前辈李健吾先生说得好：“斯丹达尔深刻，巴尔扎克伟大，但是福楼拜，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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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永出生的名人伟人（14位）
1、应孟明（仲实）：1138年出生于浙江永康可投应。
2、南宋著名文学家戴侗（仲达）：1200年出生于浙江永嘉，1285年去世。
3、龚名安（字俊卿）：1306年出生于晋江永宁，1385年去世。
4、应宝时（字敏斋，主持编纂《上海县志》）：1821年出生于浙江永康，1890年去世。
5、胡凤丹：1828年出生于浙江永康县，1889年去世。
6、黄念忆：1877年出生于晋江永宁（今属石狮市永宁镇）金埭村，1970年去世。
7、金融家、银行家、社会活动家徐寄庼（徐寄庼 徐陈冕，代表作品有《上海金融史》《泉币拓本》等）：1882年出生于浙江永嘉城区，1956年去世。
8、军人潘国纲（潘鉴宗，1911年武昌起义时任一等参谋、1913年初任浙省督署上校参谋、1914年升任浙江陆军第一师参谋长、1915年任浙军第二师四旅少将旅长、1916年任浙江第二师四旅少将旅长、1919年为一师师长，晋升中将）：1882年7月20日出生于浙江永嘉，1938年7月3日去世。
9、胡公冕：1888年出生于浙江永嘉，1979年去世。
10、共产党员，革命烈士谢文锦（谢文近，谢炯霞，创建中共温州独立支部、参与组织领导上海、南京革命斗争，代表作品有翻译俄文歌曲《光明赞》、文章《列宁与农民》等）：1894年出生于浙江永嘉县潘坑，1927年4月11日去世。
11、龚抱月：1894年出生于晋江永宁。
12、梅思平：1896年出生于浙江永嘉，1946年9月14日去世。
13、有机化学家叶峤：1900年出生于浙江永嘉，1990年去世，代表作品有《有机结构理论讲义》等。
14、徐奭（武卿）：985年出生于浙江永嘉郡安固县百丈木棉村，1030年去世。
江永出生的影视明星（3位）
1、在东阳简易师范教书卢炳容：出生于浙江永康，代表作品有《江南农民大翻身》、话剧《上饶集中营》等作曲等。
2、演员包美美：11月3日出生于浙江永康，代表作品有老大的婚事、山里的石头、拳来拳往、公主出山之康熙私访、错过等。
3、导演、编剧吕逸涛（吕导，2012—2014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执行总导演、2014年中央电视台元宵晚会总导演、2021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元宵晚会总导演、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全国德艺双馨电视艺术工作者、广电总局劳动模范、年度广电人物，代表作品有歌曲《光荣与梦想》《国家宝藏》《朗读者》《开门大吉》《回声嘹亮》等）：1977年2月5日出生于浙江永康。
江永出生的体育明星（2位）
1、蒋川：1984年1月26日出生于浙江永嘉。
2、吕斌（Lv Bin）：1994年10月18日出生于浙江永康吕南宅四村。
江永出生的名人（37位）
1、教师黄振兴：出生于浙江永康。
2、农民郭世道（世道）：出生于浙江永兴。
3、徐学颜（君复）：出生于浙江永康。
4、京剧老生叶复润（叶树润，代表作品有《失街亭·空城计·斩马谡》等）：出生于浙江永嘉。
5、陈惠方：出生于浙江永嘉。
6、永嘉政协文史委主任陈继达：出生于浙江永嘉。
7、流行音乐艺人陈谦：出生于浙江永嘉。
8、陈荣炼（ronglian chen，澳门福建体育会理事长）：出生于晋江永和镇茂亭村。
9、萧铮（青萍）：1904年出生于浙江永嘉县。
10、李得钊（又名德昭，字伯明）：1905年出生于浙江永嘉，1936年去世。
11、戏曲史论家、文学史家王季思：1906年出生于浙江永嘉，1996年去世，代表作品有《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中国十大古典喜剧集》等等。
12、徐志勖（志勖）：1907年出生于浙江永嘉枫林镇枫林村，1984年去世。
13、叶芳（叶超、叶树芬）：1911年出生于浙江永嘉，1986年去世。
14、作曲家陈田鹤（陈启东，作曲，代表作品有《采桑曲》《巷战歌》等）：1911年12月8日出生于浙江永嘉，1955年10月23日去世。
15、林贵攀（逸霞）：1915年出生于晋江永宁，1995年去世。
16、教授徐贤修：1921年出生于浙江永嘉枫林镇，2002年去世。
17、画家林曦明（正熙，乌牛，上海中国画院一级美术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剪纸学会名誉会长、上海吴昌硕艺术研究会副会长、上海林风眠艺术研究会副会长，代表作品有《林曦明画选》《林曦明国画选》《林曦明剪纸选》等）：1926年出生于浙江永嘉。
18、药理学家金国章：1927年6月6日出生于浙江永康。
19、演员胡梦桥：1933年10月出生于浙江永康。
20、范华福：1934年9月出生于浙江永康。
21、红楼梦所研究员林冠夫（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重点项目《红楼梦研究史》副主编，代表作品有《红楼梦纵横谈》等等）：1936年12月出生于浙江永嘉。
22、何静华（女书传人）：1938年出生于江永县。
23、画家胡振郎（上海美展一等奖、全国美展佳作奖、日本国际美展金奖、创办上海黄浦画院，代表作品有《新安江畔》《家乡雨露》《春晓》《漓江帆影》，等等）：1938年10月1日出生于浙江永康市。
24、雕塑家，副主席胡锡乾（雕塑创作，代表作品有《象山》《阳光》《渔歌》《陈亮》《烛光曲》《思》《严济慈》等）：1941年出生于浙江永康。
25、绘画徐有武（徐炎，徐幼吾，代表作品有《徐有武画集》《中国佛教图像解说》等）：1942年出生于浙江永康。
26、刘鸣泰：1947年2月出生于湖南江永。
27、浙江康莱特集团董事长李大鹏（李大鹏，中药静脉乳剂的研制者、中国工程院院士，全国劳动模范）：1950年出生于浙江永嘉人。
28、黄永达：1957年11月出生于浙江永康。
29、解放军烈士雷应川（荣获“战斗英雄”荣誉称号）：1957年2月出生于湖南省江永县，1979年去世。
30、朱华：1959年10月出生于浙江永康。
31、吴志泽（Wu Zhize）：1960年9月28日出生于浙江永嘉。
32、陈德荣：1961年3月出生于浙江永嘉。
33、张笑贞：1962年出生于浙江永康。
34、孙雄：1963年出生于浙江永康，代表作品有《当今世界的民族宗教问题及对我国的影响》《全球化视野中的中国文化发展》等。
35、陈旸：1964年出生于浙江永康。
36、公司董事长王振滔（当选第15届中国十大杰出青年）：1965年出生于浙江永嘉。
37、徐旭：1969年1月出生于浙江永嘉。
答案仅供参考！
夏洛蒂·勃朗特是一位19世纪著名的英国作家。
夏洛蒂·勃朗特出生在约克郡的索顿，双亲为帕特里克·勃朗特与玛丽亚·布伦威尔，在勃朗特夫妇6个小孩中排行第3，也是勃朗特三姐妹中年纪最大的。1820年4月因为父亲帕特里克在哈沃斯担任副牧师的缘故，所以全家搬到了哈沃斯。母亲玛丽亚于1821年9月15日因癌症病逝，所以夏洛蒂与其他5个兄弟姊妹于是由阿姨伊丽莎白·布伦威尔（Elizabeth Branwell）来照顾。在1824年8月，夏洛蒂与姊妹?艾米莉、玛丽亚与伊丽莎白一起被送到位于兰开夏（Lancashire）科恩桥（Cowan Bridge）的女子教会学校（后来夏洛蒂在《简·爱》中将它描述为罗伍德学校）。学校的状况是相当恶劣的，这也对夏洛蒂的健康造成了永久的影响，可能也导致了夏洛蒂的两个姊姊玛丽亚（1815年—1825年）与伊丽莎白（1814年—1825年）的死亡。她们在1825年离开学校不久之后就死于肺结核。
在哈沃斯家中的夏洛蒂与布伦威尔、艾米莉与安妮开始创作他们的幻想国度。夏洛蒂与布伦威尔创作了有关安格利亚（Angria）的故事，而艾米莉与安妮则是创作了有关贡代尔（Gondal）的文章及诗篇。这些传奇故事的描述相当详细（目前仍然存在部份的手稿中），提供了他们在儿童时期与青少年早期的乐趣，也为他们未来的文学作品奠下了基础。
夏洛蒂在1831年至1832年间在米菲尔德（Mirfield）的学校就读，在这里她遇到了终生的好友艾伦·奴西（Ellen Nussey）与玛莉·泰勒（Mary Taylor）。在1833年间，夏洛蒂以韦尔斯利（Wellesley）的名义创作了《The Green Dwarf》。在1835年至1838年间，夏洛蒂则在米菲尔德的学校担任教师。夏洛蒂从1839年开始在约克郡担任许多家庭的女教师，一直到1841年为止。后来在1842年夏洛蒂与妹妹艾米莉前往一间位于布鲁塞尔由康斯坦丁·黑格尔（Constantin Heger， 1809年—1896年）与妻子克莱儿（Claire Zoé Parent Heger，1804年—1890年）所经营的私立寄宿学校，为了报答黑格尔夫妇提供食宿与教学，夏洛蒂教导学生英文，而艾米莉则是教导学生音乐。不过因为夏洛蒂的阿姨伊丽莎白·布伦威尔（Elizabeth Branwell）于1842年10月去世而中断。夏洛蒂在1843年1月独自返回布鲁塞尔的寄宿学校，担任教师的职务。这次在布鲁塞尔的寄宿学校期间，夏洛蒂并不快乐，因为她变成孤独、思念家乡的并且深深的爱恋着黑格尔。最后夏洛蒂在1844年1月回到了哈沃斯，后来这段经历也成为了夏洛蒂创造小说《维莱特》与《教师》的灵感。
在1846年5月夏洛蒂与艾米莉、?安妮联合出版了一本诗集，并且为了回避当时对女作家的偏见而使用笔名。虽然这本诗集后来并没有引起广泛的注意（仅仅只售出两本而已），不过她们仍然决定继续写作，并且开始第一本小说的创作。夏洛蒂后来使用笔名柯勒·贝尔（Currer Bell）来出版前两部小说。关于这件事，夏洛蒂后来写道：
因为不愿意暴露身分，所以我们用柯勒、艾利斯、阿克顿贝尔这些笔名来隐藏本名。这个因为良心不安而做出的暧昧抉择，是假设基督徒对于名为男性的思考是正面的。我们并不喜欢宣布我们是女人，因为——毫无疑问的，我们的著作和思想是不会被称为“女性的”——我们有了模糊的印象：女作家是应该对偏见袖手旁观的。我们注意到评论家有时是如何因为个性而抨击，有时则是用谄媚当作鼓励，这些并不是真正的评价。[1]
《简爱》的第一版封面《简·爱》的第一版封面夏洛蒂的小说被当时的评论家认为是相当粗俗的，大部分的焦点反而在于猜测库瑞尔·贝尔是谁与他是男人或女人这些疑问上面。夏洛蒂的弟弟布伦威尔·勃朗特在1848年9月因慢性的支气管炎与过量饮酒造成的衰弱而去世，虽然夏洛蒂相信他是死于肺结核。艾米莉与安妮也分别在1848年12月与1849年5月因肺结核而去世。所以只剩下夏洛蒂与父亲帕特里克一起生活。
在《简·爱》获得巨大成功的情况下，夏洛蒂的出版商说服她偶尔前往伦敦。夏洛蒂在伦敦显露出真正的个性，她开始参加高贵的社交圈，结交了马蒂诺伊丽莎白·盖斯凯尔、威廉·梅克比斯·萨克莱与乔治·亨利·路易斯等作家。但是夏洛蒂仍然没有离开哈沃斯超过几个礼拜的时间，因为她不想离开父亲帕特里克的身旁。
夏洛蒂与父亲的牧师亚瑟贝尔尼可拉斯于1854年6月结婚。在不到一年后，夏洛特怀孕了。不过在这段期间，夏洛蒂的身体却快速恶化，最后在1855年3月31日去世，死亡诊断书上认定夏洛蒂死于肺结核，不过有许多传记作者认为她的死因可能是在怀孕早期因为严重的害喜而导致剧烈的呕吐。不过也有证据显示夏洛蒂是死于斑疹伤寒，她有可能是被丈夫亚瑟的老仆人所传染的（比夏洛蒂还要早去世）。后来夏洛蒂被葬在哈沃斯圣马克教堂的家族墓穴中。
夏洛蒂的好友伊丽莎白·盖斯凯尔于1857年出版了夏洛蒂的传记《夏洛蒂·勃朗特的生平，不过有关夏洛蒂对于黑格尔的感情则是草草带过，因为考虑到这件事可能会对夏洛蒂的朋友、丈夫与父亲带来痛苦。
小说
1847年：《简·爱》（Jane Eyre）
1849年：《雪莉》（Shirley）
1853年：《维莱特》（Villette）
1857年：《教师》（The Professor），创作于《简爱》之前，不过因为许多出版社拒绝出版，所以直到夏洛蒂死后才出版
诗歌
《from Retrospection》：创作于1835年
1846年：《库瑞尔、艾利斯与阿克顿·贝尔的诗集》（Poems by Currer, Ellis and Acton Bell）：由勃朗特三姐妹联合出版。
安妮·勃朗特（1820年1月17日——1849年5月28日）1820年出生于英格兰北部约克郡的一个教区牧师家庭，是勃朗特姐妹中的小妹妹,她比夏洛蒂·勃朗特小四岁,比艾米莉·勃朗特小两岁。两位姐姐夏洛特和艾米莉分别以《简·爱》和《呼啸山庄》享有盛誉。安恩·勃朗特十九岁时到米尔菲尔德的英汉姆家任了八个月的家庭教师，1840至1845年间又在梭普格林的罗宾逊家任家庭教师。两次的家庭教师生涯使她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素材，成为她日后文学创作的基础。1847年艾米莉的《呼啸山庄》和安妮的第一部带有自传色彩的长篇小说《艾格尼斯·格雷》同时出版。1848年，安妮又出版了她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怀尔德菲尔府的房客》。正当安妮的小说艺术日趋成熟时，不幸因结核病恶化而去世，年仅二十九岁。安妮·勃朗特的小说风格与她的两位姐姐不同，文风与奥斯丁颇为相似。是夏洛蒂·勃朗特(《简·爱》)和艾米莉·勃朗特(《呼啸山庄》)的妹妹。她们一并驰名文坛,并称“勃朗特三姐妹”。
安妮·勃朗特的一生
安妮是勃朗特家最小的女孩，她温柔娴静，安静内向，和两个姐姐相比天分稍低。她只活了29岁，而且在短暂生命的后十年，从事郁闷的家庭教师工作就占去了她很多时间，但她还是写出了两部小说《艾格尼斯·格雷》和《怀尔德菲尔府的房客 》，在英国文学史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她笔下的小说就如同她本人，给人一种恬静的感觉，主人公都有着纯洁的品德，勇敢地追求独立和幸福，这也是安妮内心的写照。安妮的作品直率和明晰更像是18世纪的作品，而不像她所处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作家风格。安妮从小就随着姐姐们读书，并参与了他们的文学游戏，如饥似渴地沉浸在梦幻的王国里，写了大量的忧伤的小赞美诗。 她有一头秀丽的浅棕色头发，可爱的蓝眼睛略带紫罗兰色，白皙的皮肤，外表显得温婉可人，深得姨母的宠爱。她和艾米莉就像孪生姐妹一样，形影不离，亲密无间，常在一块联合写日记或者到荒原中漫游，给她们熟悉的场所都起上了动听的名字。她的嗓音细弱甜美，喜欢柔和的和声，闲暇时弹弹钢琴，唱唱歌，不过这种赏心悦耳的愉快在她一生中实在是太少了。后来，安妮曾和姐姐夏洛蒂一起到伍勒小姐的学校学习了一段时间，但不久，她就病倒了，呼吸困难，咳嗽不断，身体渐渐衰弱。想到病逝的两个姐姐，夏洛蒂忧心忡忡，决定把安妮带回霍渥斯。回到了自由自在、宁静的家里，安妮的病慢慢地好了起来。为了生活，1839年4月，她到了默菲尔德的布雷克府，在英甘姆夫人家当家庭教师。后来又到了梭普格林的爱德蒙·罗宾森家做女家庭教师。她的这些当家庭教 师的经历，直接为小说《艾格尼斯·格雷》提供了众 多的素材。出版商史密斯先生有一段关于安妮珍贵的描述 ：“她是个温柔文静，相当克己的人，长得一点也不漂亮，可是模样很讨人喜欢，她的态度奇特地表 现出一种求人保护和支持的愿望，经常保持着一种恳切的神色，这是能博得别人同情的 。”安妮终生体弱多病，但在虚弱的外表下，却有一颗意志坚强，勇敢执着的心灵。
安妮在十八岁染上了肺结核。但她在病情稍有好转之后，就向家人提出要去当家庭教师，这样安妮从十九岁开始，曾先后在两个不同的阶层的家庭中担任家庭教师长达六年之久。这些人家对家庭教师并不尊重，只把她当高级仆人。但安妮为了给家庭减轻负担，不得不忍辱负重，委曲求全。
安妮的一生是不幸的一生，她曾一度钟情于他父亲的助手威利·韦特曼，但韦特曼在安妮到外地当家庭教师期间突然病逝，安妮过了好久才得到他去世的消息。她那位酗酒的哥哥，又使她们姐妹几人想在家里开办学校的愿望变成泡影。与此同时，安妮还要不断忍受疾病的折磨。但她从不抱怨，以惊人的毅力，默默地忍受着精神上和肉体上的痛苦。在她的几部著作问世不久，于一八四九年五月就病逝于远离故乡的海滨疗养胜地斯卡巴勒。她临终是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勇敢一些夏洛蒂，勇敢一些！”
[编辑本段]安妮·勃朗特补充内容
安妮·勃朗特（1820年1月17日－1849年5月28日）是英国女小说家与诗人，与其姐夏绿蒂·勃朗特和艾米莉·勃朗特合称为文学上的勃朗特三姐妹。其代表作为半自传小说《阿格尼斯·格雷》，风格纯朴平淡。
安妮居住于英国约克郡西北部的小镇豪沃斯），临接荒野，她念过几年寄宿学校。安妮19岁起，在1839-1845年间，离家担任女家庭教师. 停止教学之后，她完成了自己的文学理想，与她的姐姐夏洛特，艾美莉一起用化名发表了诗集 《柯勒，艾利及阿克顿.贝尔诗集1846. 此后不久，她连续撰写了两部小说：半自传体的《阿格尼丝?格雷》发表于1847，第二部，也是最后一部小说《荒野庄园的房客》发表于1848年。她的创作生涯被死亡中断，安妮身染肺结核病逝，年仅29岁.安妮是勃朗特家六子女中最小的，在她一岁时，妈妈因癌症去世。随后五姐妹中的玛丽和伊丽莎白也因肺结核去世，这很大的影响了剩下的三姐妹的情绪和写作风格。安妮开始写诗，1846年三姐妹的诗集出版，其中安妮的化名是阿克顿·贝尔。1847年安妮的半自传体小说《阿格尼丝·格雷》出版，小说讲述的是一个自幼受人宠爱的娇弱英国少女格雷因家道中落被迫外出，担任富人家的家庭教师，尝尽人间辛酸。安妮的风格不同于夏洛蒂的含蓄中酝酿着力量和艾米莉的激情，而是一种平静的叙事风格，有些类似于散文，被称为“一首最好的散文诗”。所以有的评论家认为这部小说与其说是为读者而写，不如说是为作者自己而作。
1849年安妮在英国海滨胜地养病，在病情逐渐好转中突然去世。
艾米莉·勃朗特
勃朗特，[1]E.（1818～1848）英国女作家。她的祖先是凯尔特人和摩尔人的后代，所以从情感上更亲近苏格兰人。安妮·勃朗特之姐，夏洛蒂·勃朗特之妹。出生于贫苦的牧师之家，曾在生活条件恶劣的寄宿学校求学，也曾随姐姐去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学习法语、德语和法国文学，准备将来自办学校，但未如愿。艾米莉性格内向，娴静文雅，从童年时代起就酷爱写诗。1846年，她们三姐妹曾自费出过一本诗集。《呼啸山庄》是她唯一的一部小说，发表于1847年12月。她们三姐妹的三部小说——夏洛蒂的《简·爱》、艾米莉的《呼啸山庄》和她们的小妹妹安妮的《艾格尼斯·格雷》是同一年问世的。除《呼啸山庄》外，艾米莉还创作了193首诗，被认为是英国一位天才的女作家。
关于《呼啸山庄
《呼啸山庄》（“WutheringHeights”）的作者是英国十九世纪著名诗人和小说家艾米莉?勃朗特（EmilyBronte，1818－1848）。这位女作家在世界上仅仅度过了三十年便默默无闻地离开了人间。应该说，她首先是个诗人，写过一些极为深沉的抒情诗，包括叙事诗和短诗，有的已被选入英国十九世纪及二十世纪中二十二位第一流的诗人的诗选内。然而她唯一的一部小说《呼啸山庄》却奠定了她在英国文学史以及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她与《简·爱的作者夏洛蒂?勃朗特，和她们的小妹妹——《爱格尼斯?格雷》（“AgnesGrey”）的作者安妮?勃朗特号称勃朗特三姊妹，在英国十九世纪文坛上焕发异彩。特别是《简·爱》和《呼啸山庄》，犹如一对颗粒不大却光彩夺目的猫儿眼宝石，世人在浏览十九世纪英国文学遗产时，不能不惊异地发现这是稀世珍物，而其中之一颗更是如此令人留恋赞叹，人们不禁惋惜这一位才华横溢的姑娘，如果不是过早地逝世，将会留下多少璀璨的篇章来养育读者的心灵！
艾米莉?勃朗特所生活的三十年间正是英国社会动荡的时代。资本主义正在发展并越来越暴露它内在的缺陷；劳资之间矛盾尖锐化；失业工人的贫困；大量的童工被残酷地折磨至死（这从同时期的英国著名女诗人伊莉莎白?巴雷特?勃朗宁①的长诗《孩子们的哭声》，可以看到一些概貌）。再加上英国政府对民主改革斗争和工人运动采取高压手段：如一八一九年的彼得路大屠杀就是一个例子。因此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也有所反映。我们的女作家艾米莉?勃朗特就是诞生在这样斗争的年代！她生在一个牧师家庭里，父亲名叫佩特里克?勃朗特（1777—1861），原是个爱尔兰教士，一八一二年娶英国西南部康瓦耳郡（Cornwall）人玛丽亚?勃兰威尔为妻，膝下六个儿女。大女儿玛丽亚（1814），二女儿伊莉莎白（1815），三女儿夏洛蒂（1816），独子勃兰威尔（1817），下边就是艾米莉（1818）和安（1820）。后面四个都生在位于约克郡旷野的桑顿村②，勃朗特先生便在这一教区任牧师职。一八二○年全家搬到豪渥斯地区，在旷野的一处偏僻的角落安了家。她们三姊妹就在这个地方度过了一生。
一八二七年她们的母亲逝世，姨母从康瓦耳群来照顾家庭。三年后，以玛丽亚为首的四姊妹进寄宿学校读书。由于生活条件太差，玛丽亚与伊莉莎白患肺结核夭折，夏洛蒂与艾米莉幸存，自此在家与兄弟勃兰威尔一起自学。这个家庭一向离群索居，四个兄弟姊妹便常以读书、写作诗歌，及杜撰传奇故事来打发寂寞的时光。夏洛蒂和勃兰威尔以想象的安格里阿王朝为中心来写小说，而艾米莉和小妹安则创造了一个她们称为冈多尔的太平洋岛屿来杜撰故事。
她们的家虽然临近豪渥斯工业区，然而这所住宅恰好位于城镇与荒野之间。艾米莉经常和她的姊妹们到西边的旷野地里散步。因此一方面勃朗特姊妹看到了城镇中正在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另一方面也受到了旷野气氛的感染。特别是艾米莉，她表面沉默寡言，内心却热情奔放，虽不懂政治，却十分关心政治。三姊妹常常看自由党或保守党的期刊，喜欢议论政治，这当然是受了她们父亲的影响。佩特里克?勃朗特是个比较激进的保守党人，早年反对过路德运动③，后来也帮助豪渥斯工人，支持他们的罢工。艾米莉和她的姊妹继承了他的正义感，同情手工业工人的反抗和斗争。这就为《呼啸山庄》的诞生创造了条件。
这个家庭收入很少，经济相当拮据。三姊妹不得不经常出外谋生，以教书或做家庭教师来贴补家用，几年来历受艰辛挫折。夏洛蒂曾打算她们自己开设一所学校，她和艾米莉因此到布鲁塞尔学习了一年，随后因夏洛蒂失恋而离开。一八四六年她们自己筹款以假名出版了一本诗集④，却只卖掉两本。一八四七年，她们三姊妹的三本小说⑤终于出版，然而只有《简爱》获得成功，得到了重视。《呼啸山庄》的出版并不为当时读者所理解，甚至她自己的姐姐夏洛蒂也无法理解艾米莉的思想。
一八四八年，她们唯一的兄弟勃兰威尔由于长期酗酒、吸毒，也传染了肺病，于九月死去，虽然这位家庭中的暴君之死对于这三姊妹也是一种解脱，然而，正如在夏洛蒂姊妹的书简集中所说的：“过失与罪恶都已遗忘，剩下来的是怜悯和悲伤盘踞了心头与记忆……”对勃兰威尔的悼念缩短了艾米莉走向坟墓的路途，同年十二月艾米莉终于弃世。她们的小妹妹安也于第二年五月相继死去，这时这个家庭最后的成员只有夏洛蒂和她的老父了。
这一位后来才驰名世界文坛的极有才华的年轻女作家，当时就这样抱憾地离开了只能使她尝到冷漠无情的人世间，默默地和她家中仅余的三位亲人告别了！她曾在少女时期的一首诗中这样写道：
“我是唯一的人，命中注定 无人过问，也无人流泪哀悼； 自从我生下来，从未引起过 一线忧虑，一个快乐的微笑。 在秘密的欢乐，秘密的眼泪中， 这个变化多端的生活就这样滑过， 十八年后仍然无依无靠， 一如在我诞生那天同样的寂寞。……”
她在同一首诗中最后慨叹道：
“起初青春的希望被融化， 然后幻想的虹彩迅速退开； 于是经验告诉我，说真理 决不会在人类的心胸中成长起来。……”
但是她很想振作起来，有所作为，却已挣扎不起，这种痛苦的思想斗争和濒于绝望的情绪，在她同一时期的诗句中也可以找到：
“然而如今当我希望过歌唱， 我的手指却拨动了一根无音的弦； 而歌词的叠句仍旧是 ‘不要再奋斗了，’一切全是枉然。”
在英国十九世纪现实主义女作家盖斯凯尔夫人（1810—1865）的著名传记《夏洛蒂?勃朗特传》（“LifeofCharlotteBronteD”）⑥里，有一段关于艾米莉?勃朗特弥留之际的描写：
“十二月的一个星期二的早晨，她起来了，和往常一样地穿戴梳洗，时不时地停顿一下，但还是自己动手做自己的事，甚至还竭力拿起针线活来。仆人们旁观着，懂得那种窒人的急促的呼吸和眼神呆钝当然是预示着什么，然而她还继续做她的事，夏洛蒂和安，虽然满怀难言的恐惧，却还抱有一线极微弱的希望。……时至中午，艾米莉的情况更糟了：她只能喘着说：‘如果你请大夫来，我现在要见他。’这时已经太迟了。两点钟左右她死去了。”
在夏洛蒂的书简⑦中记下了不少在艾米莉去世后她的哀伤与感触的文字，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
艾米莉?勃朗特的一生就介绍到这里。英国著名诗人及批评家马修?阿诺德⑧ （MatthewAmold，1822—1888），曾写过一首诗叫做《豪渥斯墓园》，其中凭吊艾米莉?勃朗特的诗句说，她的心灵中的非凡的热情，强烈的情感、忧伤、大胆是自从拜伦死后无人可与之比拟的。
可以说，她这部唯一留下的小说之所以震撼了人们心灵也就为此。
关于《呼啸山庄》这部书，在世界文坛上多年来每谈及十九世纪西欧文学，必会涉及《呼啸山庄》的探讨。有不少著名评论家及小说家都曾有专文论述。如：英国著名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ViginiaWoolf，1882—1941）⑨在一九一六年就写过《〈简爱〉与〈呼啸山庄〉》一文。她将这两本书作了一个比较。她写道：
“当夏洛蒂写作时，她以雄辩、光彩和热情说‘我爱’，‘我恨’，‘我受苦’。她的经验，虽然比较强烈，却是和我们自己的经验都在同一水平上。但是在《呼啸山庄》中没有 ‘我’，没有家庭女教师，没有东家。有爱，却不是男女之爱。艾米莉被某些比较普遍的观念所激励，促使她创作的冲动并不是她自己的受苦或她自身受损害。她朝着一个四分五裂的世界望去，而感到她本身有力量在一本书中把它拼凑起来。那种雄心壮志可以在全部小说中感觉得到——一种部分虽受到挫折，但却具有宏伟信念的挣扎，通过她的人物的口中说出的不仅仅是‘我爱’或‘我恨’，却是‘我们，全人类’和‘你们，永存的势力……’这句话没有说完。”
英国进步评论家阿诺?凯特尔（ArnoldKettle）⑩在《英国小说引论》一书中第三部分论及十九世纪的小说时，也有专文为《呼啸山庄》作了较长的评论，他总结说：
“《呼啸山庄》以艺术的想象形式表达了十九世纪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的精神上的压迫、紧张与矛盾冲突。这是一部毫无理想主义、毫无虚假的安慰，也没有任何暗示说操纵他们的命运的力量非人类本身的斗争和行动所能及。对自然，荒野与暴风雨，星辰与季节的有力召唤是启示生活本身真正的运动的一个重要部分。《呼啸山庄》中的男男女女不是大自然的囚徒，他们生活在这个世界里，而且努力去改变它，有时顺利，却总是痛苦的，几乎不断遇到困难，不断犯错误。”
而英国当代著名小说家及创作家毛姆（William Somer Eset Maugham，1874—1985）⑾，在一九四八年应美国“大西洋”杂志请求向读者介绍世界文学十部最佳小说时，他选了英国小说四部，其中之一便是《呼啸山庄》，他在长文中最后写道：
“我不知道还有哪一部小说其中爱情的痛苦、迷恋、残酷、执著，曾经如此令人吃惊地描述出来。《呼啸山庄》使我想起埃尔?格里科⑿的那些伟大的绘画中的一幅，在那幅画上是一片乌云下的昏暗的荒瘠土地的景色，雷声隆隆拖长了的憔悴的人影东歪西倒，被一种不是属于尘世间的情绪弄得恍恍惚惚，他们屏息着。铅色的天空掠过一道闪电，给这一情景加上最后一笔，增添了神秘的恐怖之感。”
总之，《呼啸山庄》是一部伟大的作品，也有誉之为“最奇特的小说”的。但是正如阿诺德?凯特尔所说：“希刺克厉夫的反抗是一种特殊的反抗，是那些在肉体上和精神上被这同一社会（指维多利亚时期的社会）的条件与社会关系贬低了的工人的反抗。希刺克厉夫后来的确不再是个被剥削者，然而也的确正因为他采用了统治阶级的标准（以一种甚至使统治阶级本身也害怕的残酷无情的手段），在他早期的反抗中和在他对凯瑟琳的爱情中所暗含的人性价值也就消失了。在凯瑟琳与希刺克厉夫的关系中所包含的一切，在人类的需求和希望中所代表的一切，只有通过被压迫的积极反抗才能实现。”希刺克厉夫与凯瑟琳的社会悲剧就在于凯瑟琳意识到他们的社会地位悬殊，却幻想借她所羡慕的林敦家的富有来“帮助希刺克厉夫高升”，使她哥哥“无权过问”。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从后来希刺克厉夫再度出现时，林敦建议让他坐在厨房而不必请到客厅里坐，就可以看得出来。这就铸成了大错，她陷入自己亲手编织的罗网。而在她已经答应嫁给林敦后分明还说：
“在这个世界上，我的最大的悲痛就是希刺克厉夫的悲痛，而且我从一开始就注意并且感受到了，在我的生活中，他是我思想的中心。如果别的一切都毁灭了，而他还留下来，我就能继续活下去，如果别的一切都留下来，而他给消灭了，这个世界对于我将成为一个极陌生的地方。我就不像是它的一部分。我对林敦的爱像是树林中的叶子：我完全晓得，在冬天改变树木的时候，时光便会改变叶子。我对希刺克厉夫的爱恰似下面的恒久不变的岩石，虽然看起来它给你的愉快并不多，可是这点愉快却是必需的。耐莉，我就是希刺克厉夫！他永远永远地在我心里……”而这样她竟背叛了她最爱的人，也就是背叛了自己，那么她就只能在自己编织的罗网中挣扎着死去，在死去以前，希刺克厉夫悲愤地责备她：“你为什么欺骗你自己的心呢……你害死了你自己。……悲惨、耻辱和死亡，以及上帝或撒旦所能给的一切打击和痛苦都不能分开我们，而你，却出于你自己的心意，这样作了。”又说：“我爱害了我的人——可是害了你的人呢？我又怎么能够爱他？”这就导致了希刺克厉夫的悲剧——不惜用残酷手段来进行报复。他被私有制社会所摒弃，却仍旧用私有制社会的斗争手段来进行反抗。他没有财产，却掠夺了财产，自己成了庄园主；他自幼被辛德雷嘲弄、贬低、辱骂，被人降到一个乡巴佬的仆人的地位，若干年后他又反过来以其人之道向其子进行报复，结果他的胜利必然等于他自己精神上的失败。当他发现林敦的女儿（也就是凯瑟琳的女儿）和辛德雷的儿子（也就是凯瑟琳的侄子）两人的眼睛完全和凯瑟琳生前的眼睛一模一样时，当他发现哈里顿（辛德雷之子）仿佛就是他的青春的化身时，他再也不想抬起手来打他们了。他自己承认“这是一个很糟糕的结局”，他已不想报复，因为这样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的复仇方式必然只能走向寂寞与空虚！
无论如何，希刺克厉夫就那个时代来说，是值得同情的人物，他的复仇是可以理解的。十几年来，凯瑟琳的孤魂在旷野上彷徨哭泣，等待着希刺克厉夫，终于希刺克厉夫离开了人世，他们的灵魂不再孤独，黑夜里在旷野上，山岩底下散步……这当然都是无稽之谈，然而正如作者最后写道：“我在那温和的天空下面，在这三块墓碑前留连，望着飞蛾在石南丛和兰铃花中扑飞，听着柔风在草间飘动，我纳闷有谁能想象得出在那平静的土地下面的长眠者竟会有并不平静的睡眠。”《呼啸山庄》中希刺克厉夫与凯瑟琳这两个主要人物在世界文学上给广大读者留下了难忘的深刻印象；他们那种不为世俗所压服、忠贞不渝的爱情也正是对他们所处的被恶势力所操纵的旧时代的一个顽强的反抗，尽管他们的反抗是消极无力的，但他们的爱情在作者的笔下却终于战胜了死亡，达到了升华境界。而这位才华洋溢的女作家艾米莉?勃朗特便由于她这部唯一的作品，在英国十九世纪文坛的灿烂星群中永远放出独特的、闪着异彩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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