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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戒是佛教中重要的佛事活动，也是佛教中最隆重、最庄严的法事。具有一定资格的僧人或佛教徒主持，设立法坛、传授戒法的仪式，叫塌搏做传戒，亦称开戒或放戒；要求并参加这种接受戒法的人，参加这种传成仪式，叫做受戒。就求戒的人来说，也称为受戒、纳戒或进戒。
广义上说，凡佛教法师向信徒传授戒律、规矩的仪式，都可以叫授戒，如寺院住持收皈依（授三皈依戒）、授五戒、八关戒斋，佛教徒出家剃度时授沙弥、沙弥尼十戒，乃至授三坛大戒（沙弥戒、具足戒、菩萨戒）的传戒大会。狭义上的传戒，则是指传授三坛大戒的传戒法会。
佛教大、小乘的戒法有：五戒、八戒、十戒、具足戒和菩萨戒五种。比丘、比丘尼戒，必须具足一切条件——即一定僧数（中国十人、边地五人）、一定范围（结界立标）、一定程序（白四羯磨，即会议式），才能授受，故称为受具足戒，简称受具。 当一个普通人在接受了沙弥戒（或沙弥尼戒，区别在于性别）之后，即表示接受了佛教的规约，成为佛的弟子，或者说是“出家人”、“小和尚”，属于僧人的预备阶段；继续再接受了具足戒后，则正式成为僧人（包含男性僧人和女性尼姑之意），并可以获得僧人的凭证（称为“戒牒”）；而最后接受的是菩萨戒，则表示这个人从此要努力修行，以修证“菩萨果位”。
所谓沙弥戒（或沙弥尼戒），包含10项戒条，故又称为“十戒”。
所谓具足戒，即比丘戒或比丘尼戒；具体而言，该戒对于男性和女性而言有所差别：比丘二百五十戒、比丘尼游衫颂三百四十八戒，也就是说，男性僧人（比丘）有250项需要注意的戒条；女性僧人（比丘尼）则有384项需要注意的戒条。
所谓菩萨戒，包含18轻戒、48重戒，由僧人自愿接受。 佛教初入中国时，并无传戒仪式。据佛教史籍记载，当时度人出家，只为剃发披服缦条，即无条相袈裟（见《释氏要览》上），以不满五人，不能受具。大概只用三皈、五戒、十戒迭相传授而已。到了曹魏嘉平二年（250）时，昙摩（柯）迦罗（《高僧传》卷一译云法时）来到洛阳，见众僧未秉戒法，乃就白马寺译出《僧祇戒心》（戒本）以备用。并请梵僧立羯磨法受戒。这是中国依律传戒之始。魏正元中（254—255）安息国沙门昙帝在洛阳译出《昙无德羯磨》，才具备羯磨仪式。中国僧徒之受具足戒，一般传说以朱士行为首（《僧史略》上），或即在此时。
东晋时（317—420），出家僧尼渐多，道安始提倡严肃戒律。他以为佛法东流未久，译人对于受戒之法考校者少，先人所传相承自以为是，至佛图澄乃多所改正（见道安《比丘大戒序》）。道安时值丧乱，转徙四方，常率弟子数百人，往来襄阳长安等地。他所制定的僧尼轨范，有布萨（说戒）、悔过等法，可见其重视戒律弘传之一斑。
中国尼众之受具足戒实始晋代。晋穆帝升平元神郑年（357），僧建请昙摩竭多于洛阳，依《僧祇尼羯磨》及《戒本》建立戒坛传戒。当时沙门道场以《戒因缘经》为难，认为他传戒结界不合法。昙摩竭多遂浮舟于泗河结坛，洛阳竹林寺净检尼等四人同于此坛从大僧受具足戒，这是中国尼众受戒之始，称为船上受戒（宝唱《比丘尼传》卷一）。
其后刘宋元嘉六年（429），有狮子国（今斯里兰卡）比丘尼八人至宋京（今南京）。当时景福寺尼慧果、净音等以先所受戒不如法，戒品不全；适罽宾沙门求那跋摩经南海至宋，于南林寺建立戒坛，因请求重受。求那跋摩引证佛姨母波阇波提最初为尼因缘，谓戒本本从大僧而发，虽无僧尼二众，无妨比丘尼的得戒。又以当时狮子国八尼年腊未登，不满十人，且令学宋语；求那跋摩另托西域船主难提于元嘉十年（433）复载狮子国比丘尼铁萨罗等十一人至，而先来诸尼已通达宋语；但这时求那跋摩已经去世，恰巧同年僧伽跋摩到达宋京，慧果尼等始在二众俱备的形式下，于元嘉十一年（434）在南林寺戒坛，重受具足戒。这时次第受尼戒者达三百余人（《比丘尼传》卷二、三）。世传汉代妇女阿潘出家但受三皈，晋时净检尼只在一众边得戒，都未为全戒；故中国尼众于二众边受具足戒的，以慧果、净音等为始（《僧史略》上）。五世纪初，《十诵律》
（404译）、《四分律》（410译）、《僧祇律》（416译）、《五分律》
（423译）诸律部次第译出，中国戒律典籍遂大体完备。最初盛行者为萨婆多部（即说一切有部）之《十诵律》，其次《僧祇律》、《五分律》次第流行，隋、唐时代，《四分律》始广行于世。
南朝宋、齐时代（420—501），律学巨匠志道、法颖等，皆盛弘《十诵》。志道（412—484）住钟山（南京）灵曜寺，特长律品。北方先时（446）魏太武灭法，后虽复兴，而戒授多阙。志道乃携同契十有余人至河南虎牢（今汜水县北），于引水寺集合洛、秦、雍、淮、豫五州僧众，讲律明戒，更申受法。北魏僧戒获全，实得其力（《高僧传》卷十一）。法颖（416—482）敦煌人，精研律部，元嘉末（453）至宋都居新亭寺，受命为都邑僧正；
齐时复为僧主。他于宋、齐二代在金陵盛弘《十诵》，被推为七众宗师。著有《十诵羯磨》并《尼戒本》等（《高僧传》卷十一）。其门下出智称和僧祐，都是后来知名律师。
梁、陈二代，受菩萨戒风气盛行。梁武帝、陈文帝等均称菩萨戒弟子。菩萨戒之弘传始于罗什。敦煌写本中有题罗什撰《受菩萨戒仪轨》一卷。至于受戒的作法则以昙无谶（385—433）在姑臧（今甘肃武威）为道进等十余人受菩萨戒为嚆矢。梁武帝以戒典东流，人各应受，但所见偏执，妙法犹漏。乃掇采群经，更造圆式戒坛，并诏慧超授菩萨戒。天监十八年（519）四月八日，自发弘誓，暂屏衮服，受福田衣（袈裟）于等觉殿从慧约受菩萨戒，太子公卿道俗男女从受者四万八千人（《续高僧传》卷六《慧超及慧约传》）；一说武帝将受菩萨戒，命僧正推选戒师。僧正略举法深、慧约、智藏三人，武帝意在智藏，遂从他受菩萨戒（《续高僧传》卷五《智藏传》）。后至隋代，文帝杨坚从昙延受菩萨戒，炀帝杨广从智顗受菩萨戒，均称菩萨戒弟子（《广弘明集》卷二十二）。
北方在元魏时，多行《十诵》及《僧祇》。魏法聪本学《僧祇》，后依昙无德羯磨得戒，始弘《四分律》；然是口传，未载简牍。门人道覆继之，始制《疏》
六卷（《僧史略》上）。北齐时代，慧光始弘《四分律》。他在北齐任天下僧统，世称光统律师，著有《四分律疏》并删定《羯磨戒本》，盛行传戒（《续高僧传》
卷二十一）。慧光弟子有法上、道凭、僧达、昙隐、道云、道晖等十人。为魏、齐二代僧统四十年，常为众僧授戒（《续高僧传》卷八）。北周沙门慧远，依法上僧统受具，光统律师十大弟子并为证戒，时以为荣（《续高僧传》卷八）。
晋、宋以来，南方所立戒坛很多。东晋法汰先于杨都（今南京）瓦官寺立坛，支道林于石城、沃州（今浙江新昌县境）各立一坛。支法存于若耶（今浙江绍兴）
谢傅隐处立坛。竺道一于洞庭山（今江苏吴县太湖）立坛。竺道生于吴中虎丘立坛。宋智严于上定林寺（在今南京）立坛。慧观于石梁寺（在天台山）立坛。求那跋摩于南林寺立坛。齐僧傅于芜湖立坛。又有三吴戒坛（似与法献有关）。梁法超于南涧（在今南京）立坛。僧祐于上云居、栖霞、归善、爱敬四寺（俱在今南京）立坛。到唐初为止，自渝州（今重庆）以下至江淮（江苏、安徽）之间，通计戒坛有三百余所（道宣《关中戒坛图经》）。这些戒坛形制如何已不可考。
至唐乾封二年（667）道宣于长安净业寺建立戒坛，始有定式。其制凡三层，下层纵广二丈九尺八寸，中层纵广二丈三尺，上层畟方七尺。其高度下层三尺，中层四尺五寸，上层二寸，总高七尺七寸；四围上下有狮子神王等雕饰（《戒坛图经》）。
戒场本无建筑屋舍之必要，只要随处有结界标示即成。道宣《四分律行事钞》
卷上之二云：“外国戒坛多在露地，如世祭坛郊祀之所。”但为妨风雨起见，古来大抵是堂内受戒与露地结界受戒并行的。道宣以后，戒坛的建立遍于全国。如广州光孝寺、嵩山少林寺（义净重建）、长安实际寺、嵩山会善寺（一行建）、洛阳广福寺（金刚智建）、罗浮山延祥寺、庐山东林寺、长安大兴善寺、洪州龙兴寺、抚州宝应寺、交城石壁寺、魏州开元寺、五台山竹林寺、泉州开元寺、吴郡开元寺等都有戒坛。戒坛名称亦有种种不同：嵩山会善的名五佛正思惟戒坛（《金石萃编》卷四十九）、洛阳广福寺的名一切有部石戒坛（《不空三藏表制集》卷三）、交城石壁禅寺的名甘露义戒坛（《金石续篇》卷九）、建安乾元寺的名兜率戒坛（《宋高僧传》卷十二《大安传》）。
唐代宗永泰元年（765），命长安大兴善寺建方等戒坛，所需一切官供。
又命京城僧尼各置临坛大德僧人，永为常式。临坛大德之设始此（《僧史略》下，此十临坛大德，即后世受戒时之三师七证）。其后会昌、大中年间（841—859）临坛大德见于僧传者有长安圣寿寺慧灵及福寿寺玄畅等。当时还有内临坛（宫中戒坛）外临坛（一般寺内戒坛）大德及内外临坛大德之称。玄畅即当时有名的内外临坛大德（《宋高僧传》卷十六、十七）。
宣宗大中二年（848）、懿宗咸通三年（862）又各命建方等戒坛。此与声闻小乘教法有异。求戒者不拘根缺缘差，并皆得受；但令发大心领纲而已。
此以禀顺方等之文而立戒坛，故名方等戒坛。宣宗又以会昌法难时，僧尼被迫还俗者达二十六万零五百人，在俗期间不免犯过，现欲再受出家，必先忏众罪，后增戒品，若非方等，岂容重入？取其能周遍包容，故称方等戒坛（《僧史略》下）。
大中二年命上都、东都、荆、杨、汴、益等州建寺立方等戒坛，即为僧尼再度者重受戒法（《佛祖统纪》卷四十二）。到了大中十年（856），又命僧尼受戒给牒。这是中国僧尼受戒给牒之始（《释氏稽古略》卷三）。
宋太平兴国三年（978）永智于杭州昭庆寺立万寿戒坛，后允堪重建，为江南著名戒坛（俞樾《杭州昭庆寺重建戒坛记》）。允堪自庆历、皇祐（1041—53）以来，还于苏州开元寺，秀州（今嘉兴）精严寺建造戒坛传戒（《稽古略》卷四）。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命异州（今南京）崇胜寺建坛，名承天甘露戒坛。翌年又在京师（开封）太平兴国寺立奉先甘露戒坛。天下诸路皆立戒坛，凡七十二所。京师慈孝寺，别立大乘戒坛。使先于诸方受声闻具足戒（比丘戒），后至此地增受菩萨戒（《佛祖统纪》卷四十四）。此为后世三坛次第传戒的开端。
明代中叶，封闭戒坛，受戒轨则遂遭废弛（《百丈清规证义记》卷七）。至万历间，如馨于南京灵谷寺，重兴南山，开坛传戒，三昧寂光继之，重立规制，开律宗道场于南京宝华山。弟子见月读体参照古规，撰辑《传戒正范》、《毗尼止持会集》，遂为近代传戒的典则。同时三峰法藏撰有《弘戒法仪》一卷，盛传戒法于江南；清初终南山超远加以补充，成《传授三坛弘戒法仪》一书。见月弟子书玉弘律于杭州昭庆寺，撰《二部僧授戒仪式》及《羯磨仪式》，有了这些著作，传戒的体制乃渐备。又清初广东弘赞，著有《比丘受戒录》和《比丘尼受戒录》；乐山老人著有《增删毗尼戒科》、智旭著有《重治毗尼事义集要》等书，俱行于世，为各地传戒时所依用。到了清末，湘僧长松以各地传戒遵守戒科不一，谓“遵三峰者不少，亦因乐山颇多，集吴越间专遵华山更广矣”（《戒科删补集要叙》）。因依毗尼删补合辑《弘戒法仪》、《增补毗尼戒科》、《传戒正范》
诸本，成《戒科删补集要》，盛行于湘鄂之间（苇舫《中国戒律宏传概论》，见《海潮音》第十五卷第七号）。
古代传戒唯属律宗寺院之事，近世禅寺教寺亦相率开坛传戒。有些不定期传戒的寺院，常于数月前分寄“报单”，实贴各寺山门，使远近周知。
一般传戒之法都是连受三坛。凡新戒入寺求戒须交一定戒金，以充戒堂灯烛香花、戒牒、同戒录等费用。登记后男女新戒分别编入戒堂。以三人为一组（叫做“一坛”），次第编号，登坛受比丘戒时，即依此序而行；初坛沙弥戒和三坛菩萨戒，皆另集体授受。每传一坛戒法，事先都要经过隆重演习，称为演仪，然后正式传戒。据《传戒正范》所载：初坛授沙弥戒前请戒忏悔仪，有净堂集众法、通启二师法、请戒开导法、验衣钵法、露罪忏悔法、呈罪称量法等。二坛授比丘戒前请戒忏悔仪，有明习仪法、请戒开导法、通白二师法、教衣钵法、审戒忏悔法等。三坛授菩萨戒前请戒忏悔法，有通白二师法、请戒开导法、开示苦行法等。
初坛传戒仪式，于法堂或其他适当场所举行。至时鸣钟集众，待新戒齐集法堂，引礼作白教新戒请师开示。传戒和尚即为开导受十戒意义，并行三归羯磨。
次为说沙弥十戒戒相（沙弥尼同），一一问以尽形寿能持否？众答“依教奉行”，初坛告毕。
二坛传戒仪式，在戒坛举行。即为比丘、比丘尼授具足戒。受戒之时，鸣钟集新戒于法堂，迎请戒师入戒坛。十师入坛拈香礼佛毕，绕登坛上就座。传戒和尚依律命羯磨师作单白羯磨，差教授师下坛与诸沙弥询问遮难。教授师对新戒先说衣钵名相，随问“今此衣钵是汝自己有否”？新戒答“有”，即向师白受衣法，再口诵偈咒，身著袈裟。然后教授师次第询问十三重难，及十六轻遮；新戒必须一一肯定回答。这是在受戒前实施审查受具者是否犯有众罪以决定允许加入僧团的遗制。这时问的遮难，在戒律程序上为预审，坛上正式受戒时，据此一一重问。
问毕，传戒和尚即开导明授戒体法。次依白四羯磨（三读表决法）仪式，为诸沙弥授比丘戒。受具足戒已，传戒和尚又举四重禁即淫、杀、盗、妄四重戒或四不应作事，说明任犯一禁即失去比丘资格。比丘本（依用四分律）有二百五十条戒相，比丘尼有三百四十八条戒相，俱以四重戒为根本，故戒坛上只宣四重戒，其余枝叶戒相，命受具者下坛后学习。三坛传戒仪式，一般多就佛殿举行（若新戒多，丹墀中亦可）。正中敷一高座，供本师释迦牟尼佛位，左上高座供尊证师十方诸佛，羯磨师文殊菩萨，教授师弥勒菩萨及同学等侣十方菩萨位。右上高座候所请菩萨戒法师。受戒之日，鸣钟集新戒于佛殿，请师入坛仪式与二坛略同。
以前一般在受菩萨戒之前，和尚为已受比丘、比丘尼戒者开示苦行之后，即令每人燃香于顶，或九炷（菩萨优婆塞、优婆夷）、或三炷（菩萨沙弥）、或十二炷（菩萨比丘），谓之烧香疤。燃香于顶之起源，相传始于元世祖至元廿五年（1288），释志德主天禧寺，每与七众授戒，燃香于顶，指为终身誓。此为中国汉族佛徒烧香疤之始（见谈玄《中国和尚受戒烧香疤考证》）。但燃顶之法为羯磨所无。
大众齐集，菩萨戒师即开导三聚净戒，即菩萨戒法：摄律仪戒、摄善法戒、饶益有情戒。次起座拈香作梵，二阿阇黎同音，教受戒者奉请释迦如来为得戒和尚，文殊师利菩萨为羯磨阿阇黎，弥勒菩萨为教授阿阇黎，十方一切如来为尊证。
继之教以忏悔三世罪业及发十四大愿。最后依《梵网经》宣说菩萨十重四十八轻（若授在家菩萨，六重二十八轻）戒相，授受问答方式与受比丘戒时略同。仪式完毕，戒师作礼下座，新戒归堂，三坛完毕。
到了明洪武永乐间（1368—1424）三次下令，许僧俗受戒之人，抄白牒文随身执照，凡遇关津把隘之处，验实放行（见明如馨《经律戒相菩萨轨仪》）。
戒牒的作用遂成为僧尼旅行的护照。清初废止度牒，僧尼出家漫无限制，各地亦传戒频繁，而戒牒改由传戒寺院发给，其内容和形式遂极不一致了。
1.成都文殊院，相信文殊菩萨会给你加持。
2.成都大悲世握寺。位于成都市东风路搜没庆一段。
3.成都昭觉寺——察慧川西第一禅林 ，昭觉寺座落在成都市北的青龙乡。
4.成都宝光寺，位于新都县城北，距成都20公里。
妙果寺（清明桥）：
妙果寺位于浙江省温州市松台山南麓。这里松林叠翠，环境清幽；面去通衢，楼鹿市内而不；近景山，眺云霭而瑞生；挹山春乎川之秀丽，钟灵气之所英，妙果寺系东瓯著名古刹，始创于唐神龙年间（705年），为一代宗师宿觉大师所建。盛于宋，高僧继忠大师曾卓锡方丈，大振宗风，一度成为东南沿海朝圣之名刹，开拓公路时被拆除，其间文物、大师舍利、宋鎏金铜佛及大师生平小石碑现藏华东文物馆。
据传，继忠大师主持妙果有一客僧来寺挂单，其貌若愚，但出语必合宗乘，日间人市乞化，布施所得，悉猪头归寺坐酌，继忠大师观之若无其事，任其息迹去留。一日负锄至寺旁山麓掘一土井，将所食猪头骨悉藏井内，压一大石，并以土泥涂封，对人说：“吾历年所募铸一钟，今七七日后于此成就。”此后就不见客僧踪积，时逾月余，寺僧掘土果得一钟，猛热炽然，高约三尺，非铜非铁，酷似青石，音响铿明，顶上二猪首拼作钟纽，迥异寻常捕牢狮龙之象，故人皆以“猪头钟”名之，传说，因其钟未到49日，火未退完，敲击城内外常有火灾出现，民国八年，国威不振，本地任某从上海请来外国技师将钟钮截断，窃去国外，自手旅此神钟失踪。
松台山顶净光塔，妙果寺前千佛塔，截铃相语，丽日共辉，邑人共仰，招提盛况，亦因沧海桑田，荒湮无遗。妙果寺于清顺治十四年曾毁于一场大火，虽于康熙十四年重修，但规模已非昔日可比。
妙果寺作为省政府批准重点对外开放寺院，在信众和爱国华侨的支授下，于1983年修复重建，爱国华侨黄忠英将毕生积储近百万元全部捐出。原温州华协主席妙果寺住持雪生老和尚呕心沥血，广罗人才，木鱼法师、达崇法师相继来寺帮助，惜未完工，雪生和尚圆寂。妙果寺重建前后长达十余年之久，现在天王殿，大雄宝殿，观音阁及两楼房，雕梁画栋，金碧辉煌；飞檐斗拱，气势雄浑，人国政协副主席赵朴初亲书“大雄宝殿”，书坛巨匠沙孟海额书“妙果寺”，96年佛学大师南怀瑾行生书“宿觉名山”匾，端庄矫健，金光闪闪，书坛诸子纷纷撰书匾额楹联为妙果寺增辉添彩。
妙果寺含“喧闹和安静为一体”，内外信士，游人都慕名来寺观光，猪头钟现已由市文物馆追还，建亭陈列，大殿正柱有原住持雪生老和尚生前撰联：“净光塔院，普觉钟声，追思唐代宗风永嘉独著；瓯浦云峰，霞潭月色，想见宋僧道积妙果同怀。”后殿有现住持达崇法师联：“七宝庄严，一角小山藏世界；三乘庇荫，十方大地涌潮音。”
江心寺（江心屿）：
江心寺位于浙江省温州市北部瓯江的小岛江心屿上。 江心岛屿两端各有一座小山峰，东峰西麓原有“普寂禅院”，又名“东塔院”，为唐咸通十年（869年）所建，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金兵南下进犯临 安，宋高宗避居孤屿普寂禅院，御书“清辉浴光”四字榜其轩。第二年，宋高宗回临安后，赐改普寂禅院为“龙翔禅寺”。当时，江心寺规模宏大，岛上一切亭台楼 阁、殿堂庙宇，皆归寺里。并将江心寺奉为高宗道场，每年春秋二季派京官来寺朝拜进香。
南宋时列为天下禅宗五山十刹第六刹。宋以后，江心寺屡废屡兴。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重建，乾隆帝御笔“圆通殿”赐额。寺分三进：前为天王殿，中奉 弥勒、韦驮，两边为四天王坐像。两侧配以钟、鼓楼，东厢廊为“三畏堂”。西厢廊为“去来齐”。中为圆通殿。正中供奉香樟木雕成的观世音坐像，总高八米，两 边侍立善财、龙女。后进三圣殿，中供三圣立像。大殿西首为方丈殿，正屋双檐七间，两厢楼六间，全寺建筑面积达四千平方米，飞檐翘角，蔚为壮观。
护国寺（景山公园内）：
护国寺位居浙江省温州市景山公园内，原为温州著名古刹扒薯悉，
启兴于唐之贞元，鼎盛于后梁乾化。历经南宋绍兴，以至明之嘉靖，梵宇巍峨，僧众精勤，香火炽盛。山深 林密，曲径迂回，风光秀丽，为四大古刹丛林之冠。
明末崇祯，毁于兵燹，岁成废墟。清之顺治，有居士周天镜等延僧全真重建，迨至道光秀川，续建落成，规模宏 伟，蔚然大观。民国以还屡见兴衰。
2000 年经省人民政府批准重修，于2003年5月正式动工修建。
新修建的护国寺总占地面积达3.1万平方米，按照佛教寺庙“伽蓝七堂”的规制和唐代寺庙的建筑风 格设计，主轴线上依次分布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玉佛殿、藏经楼五组建筑，宝殿巍峨而梵容壮丽，带有厚重博大的唐朝建筑风貌。
太平寺（翠微山）：
温州太平寺，坐落在太平岭右侧之翠微山南麓，依山涵水，殿宇巍峨，风景秀丽，素有城内有嘉福（嘉福寺）、天宁（天宁寺），城外有护国（护国寺）、太平（太平寺）之美誉，是温州著名的丛林之一。据《乾隆重修温州府志》载：“太平寺在广化乡太平山下，后晋天福七年（公元942年）建”，至今已有1064年。始建之初，正值吴越王钱缪统治之下，佛教鼎盛时期。至明正德七年（公元1513年），释超印法师重加扩建，其丛林更加雄伟庄严，住持僧众多达800之众。高僧辈出，盛况空前，香客盈门，香火旺盛，名闻遐迩。特别是每逢正月初八日这一天，温州城内外广大信众都到太平寺烧香拜佛，祈求佛菩萨保佑人丁兴旺，四季平安。寺院内外烟雾缭绕，人山人海，道路壅塞，尽是一片热闹景象。
清康熙初，耿精忠占据福建，常来侵扰温州，固山贝子曾据太平寺发兵征讨。雍正初，高僧释宿厂、释智顺二和尚夙修天台正教，驻锡于此。智顺和尚乃是天台宗廿四世传人，雍正十二年（公元 1734年）圆寂于太平寺。清中叶，国运渐衰，中原及我温州佛教受其影响。抗战期间，国民军暂编第三十三师驻兵于此，众僧离寺，僧去寺空。1949年温州解放后，太平寺仍为温州军分区部队驻地，成为汽车修配厂和枪械修理所的场所，拆寺建房，寺院满目全非，古刹所有之名人题咏，如叶适、黄淮、张璁等之碑联、碑石亦因时久岁荒而湮没，但所幸的是尚存《太平寺智顺和尚碑记》及堇江客商《乐输并修碑记》二石、寺前两株古樟和寺后的翠微亭依旧，而香火断灭，梵音久之绝矣！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拨乱反正，随之改革开放，党的宗教政策逐渐恢复、落实，温州社会各界及广大信众、高僧大德纷纷动议，要求政府修复千年古刹。在党政各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温州市人民政府听取群众的呼声，于2002年向浙江省人民政府呈上温政[2002] 65号文件《关于要求修建太平寺的请示》，浙江省人民政府于2003年1月9日下达浙政函[2003] 2号文件，批复同意在翠微山公园南侧太平寺旧址修复。当消息传出后，温州十方大德、信众、海外侨胞等纷纷解囊，踊跃乐助，集腋成裘，这为修建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温州市佛教协会经多方征求意见，多次研究，报备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同意，委任释万如法师负责修建重任，由市民宗局牵头，成立了太平寺修建委员会，标聘苏州市香山古建集团有限公司设计、施工。 自2003年3月23日在太平寺原址上举行了隆重的奠基大典，温州市四套班子领导、市委统战部、市民宗局和政府各有关部门的领导，及来自温州市各县（市、 区）的高僧大德、佛教四众弟子约6000多人参加了奠基大典，温州市民宗局局长主持会议，温州市政府陈莲莲副市长和修建委员会负责人万如师先后讲了话，并 举行了奠基仪式。在市政府、市委统战部、市民宗局等领导的关怀下，在广大信众、高僧大德的鼎力支持下，修建单位
依照宋式按中轴线建进山门，大雄宝 殿、藏经楼、钟鼓楼、两厢配殿、僧舍、讲经堂、佛教图书馆、斋堂及生活设施一应俱全。大雄宝殿高大雄伟，高20多米，柱栋径阔70公分，精选远洋名木佳 材，非洲的铁木，印度尼西亚的波萝格建造，造境恢宏，风格典丽。菩萨、佛像、罗汉及天王造像，仪宇万方，宝相端严。全寺占地面积29335平方米，建筑面 积8000多平方米，总造价计人民币3800万余元。太平寺古刹将以崭新、古香古色，气象万千的面目，成为温州市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和旅游的胜地，为广大香 客和佛教四众弟子听经闻法、念佛修持提供了一个极好的道场。
天宁寺（永宁巷118医院）：
温州天宁寺位于鹿城区永宁巷118医院内。
温州天宁寺寺旧名“报恩光孝禅寺”，北宋政和间（2221—2228）改今名，有华亚、妙峰二阁及贝叶生香阁。明初逆川大师受戒于此，后毁于火。
宣德（1426—1435）间僧古源募缘重建，寻毁于火。景泰时（1450—1456）中贵人李瓒重建。其后寺宇历经修葺，香火鼎盛。抗战时期为国民党 永 嘉县地方行政干部训练所所在地。今仅存殿阁一处，面阔3间，东西朝向，石柱木梁架，重檐歇山屋顶。内设立柱30根，檐柱为青石、圆形，其余 柱为白石、方形。除角柱外，其他柱面均刻有楹联。明间设青石地袱和抱袱，上刻鸟兽及卷草纹。明间后中金桁尚留题款：“大宋法沙门钦”两 檐间用砖砌成回廊式栏干平座，宛若楼台。其构造形式符合清代营造法式。古温州四大名刹，“内有嘉福、天宁，外有护国、太平”，此为硕果 仅存者。
1985年列为温州市第二批文物保护单位。
此外，寺内尚有明代石雕十八罗汉及宋、元、明碑刻等多方，文物之富，为浙南寺院之最。 1997年列为浙江省第四批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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